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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近日发布《疫后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与建议》一文，建议面向全国就业人群，采取现金补助的形式发放消费券1000元，对湖北省就业人口全员发放消费券，除湖北外全国的低收入就业群体发放消费券。这既可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渡过难关，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助于稳定消费。以下是专家观点：
标题：万字详解｜疫后中国经济政策的思考与建议——回归经济核心逻辑，聚焦高质量发展（部分摘录，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政策建议3）补贴低收入群体，激发消费潜力。考虑到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能，疫后政策应该特别着力对冲疫情对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带来的冲击。连月的疫情防控工作大幅抑制了居民正常消费需求。虽然居民消费具有较强弹性，但此次疫情影响地域范围较大、延缓复工时间较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有大幅减少可能，预计疫情过后消费反弹力度或不及预期。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的恢复既关乎今年决胜小康目标的实现，又能够有效促进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推进。对此，我们认为最直接的激发消费潜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减税和补贴的方式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第一、可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等途径刺激居民消费。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财政可通过加大减税力度，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刺激消费，以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19年个税改革通过上调起征点、拓宽低税率税档、增加专项附加扣除，大大优化了税率结构。针对降低个人所得税，我们认为应加大对中等、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水平。在保持个税税率级距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起征点由5000/月调高至6000元/月，降低36000元/年至144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1%,144000元/年至660,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降低3%，超过660,000元/年部分降低5%（详情请参见下表）。
结合sinaapp调查统计数据与张连起的测算，19年个税起征点调整之前纳税人数为1.87亿人，调整后纳税人数在6375万人左右。我们推测中国实际纳税人口占就业人数的20%左右。若调高缴税起征点至月收入6000元，全国纳税人数将减少1609万人，全年共减少2926亿元个人所得税征收（详细测算请见下表）。重新计算税改后速算扣除数和每档纳税人数后，5000-6000元/月就业者将免交个人所得税，约减少个人所得税上缴86.9亿元。月收入在18,000-31000元/月就业者的减征所得税总额最高，达1174亿元。
第二、可考虑采用消费券政策，补贴低收入就业人群，促进内需回补。我们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对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消费券政策可以向民众传达抗击疫情的信心，号召共渡时艰。通过提供补贴，弥补因疫情影响导致的收入下滑，保障基本生活，刺激消费。
发放消费券可借鉴香港特区政府补贴政策，香港拟以现金补助形势向18岁或以上市民每人派发1万元。香港总人口750.7万人，预估18岁或以上市民约有700万人，共需支出约700亿元港币，2018-2019年香港政府财政总收入为5997亿港元，总支出5318亿港元，盈余679亿元，因此本次“消费券”支出对其财政收支压力相对有限。由于并未设定用途，面向特定人群，香港消费券政策难以保证消费券直接回补消费，政策效力大打折扣。我们对发放“消费券”政策有如下几点建议：不能全民发放，需要面向特定人群。2019年全国人口为14亿人，若以1000元为标准发放消费券，则需要高达1.4万亿人民币左右，将大大加重财政负担。我们建议对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的收入较低、民生负担较重的就业群体，给予补贴，既可立竿见影的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群体度过难关，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助于稳定消费。我们建议消费券政策考虑向重点地区（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倾斜。湖北省是疫情重灾区，至今防控疫情仍是湖北省最重要工作，企业复工复产率较低，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保障抗疫一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应当对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我们建议消费券金额为1000元。借鉴香港做法，按照中国大陆月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发放。根据人社部2019年发布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上海月最低工资2480元居全国之首，青海省为最低，最低工资标准为1500元，其中，湖北的标准为1750元。目前全国各地已积极复工复产，真正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周期可估算为2-3周时间，因此按照最低月工资标准的一半左右（即1000元）发放消费券较为合适。针对消费券补贴政策，采取现金补助的形式发放消费券1000元，对湖北省就业人口全员发放消费券，除湖北外全国的低收入就业群体发放消费券。人社部数据披露，中国的就业人数于2019年12月已达7.7471亿人，劳动参与率为7.7471/14=55.33%。若将月收入3000元以下就业人口视为低收入群体，见图2所示，该群体占比31%。因此估算，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群约为（14-0.5917）*55.33%*31%=2.2999亿人，湖北省就业人口约为3273.88万人。因此消费券补贴金额为：除湖北外低收入就业人群补贴金额+湖北省就业人群补贴金额=22999.18万*1000元+3273.88万*1000元=2627.31亿。消费券比发钱更能刺激消费需求 但消费还要看“三座大山”证券时报 魏敏
（作者系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
因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以政府财政资金为支持的消费券再次进入我们视野，上一次这类消费券的出现还是十余年前。近日浙江、南京、河北、四川等地宣布向居民发放各种形式的消费券。其中，南京发放的消费券总额超过3亿，浙江更是高达10亿，均在推出短时间内被一抢而空，多地还在跟进当中。消费券覆盖餐饮、旅游、图书、文化、困难群众专项等大类。与一些地方市长带头下馆子等活动相得益彰，提振消费之意再明显不过。消费券并非中国专利，在国外也经常被作为一个非常规应对手段。从国内外历史经验来看，消费券可以在特殊时期发挥出独特作用毋庸置疑。例如对当期消费的刺激，消费需求带动了生产端的回暖，最要紧的是对就业岗位的提供，一旦就业稳定，居民收入也会随之有稳定的预期，居民消费会有更坚实的基础。作为对冲本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手段之一，除去港澳地方政府选择给民众直接发钱，消费券无疑是最为简便、最容易被理解的操作，对疫情冲击下的居民基本生活水平不至于进一步降低，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与直接发钱或者大幅减税相比，消费券可能更适合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因为前两者均最终体现为居民手头现金的增加，但对于这一部分现金，居民是拿去消费，还是拿去存银行，或是拿去买股票，则无法预知，理论上也用不到别人操心。但这总归与政府发钱或者减税的初衷有偏离，容易事与愿违。这时消费券的出场就确有必要，而且在消费券的设计上也有学问，通常都有附加现金消费的“满减”规则，这是可以理解与接受的，也肯定不能等同于日常商家各式各样的“噱头营销”，这从各地消费券一出台就会在短时间内被“哄抢”一空也能看出。消费券作为一种非经常的、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且存在有效时限，刺激了民众必须配套个人现金来“用之而后快”，这使得个人收入并未因为消费券的存在，而沉淀于银行并未用来消费，符合消费券出台的初衷。但也正是因为消费券不是一种非经常的、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不可能被纳入居民家庭正常消费计划。事实上，对大多数城乡消费者来说，其消费的增加与减少主要还是取决于其预期收入的变动，消费券可以雪中送炭，也可以锦上添花，但就是无法稳定消费预期。支持这种预期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稳定的就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等要素。只要众所周知的新“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负担存在一天，居民消费就不会因为消费券而完全放开。事实上，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收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及廉租房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民生举措，就是“移山”之举，从而免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这是提升消费，确保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根本出路，这不是消费券可以承受之重。因而，对于消费券我们无需苛求。从本质上讲，地方政府发放一定数量和范围的消费券，特别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发放消费券，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只要地方财力能够承受，就切实可行。而完善消费券使用规则，既能使适用群体的生活水平在疫情期间不至于进一步降低，又不至于减少消费者本来的现金消费投入，就实现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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